此情的原初性、整全性与信是相应的。
一旦具备美德并崇尚道义的人成为最高统帅，霸者的军队便受其所化，礼让成风。宋明理学兴起，天理世界观确立，二程把帝道和王道合而为一，将霸道贬低为功利政治。
曷为不与？实与而文不与。如果分别来看：《公羊传》对霸政的表彰和批评都清楚明白，《穀梁传》则与《公羊传》相似而稍显暧昧，《左传》则对霸政有更多正面的描述和评价。对于霸道的义理辨析，至少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明确儒家政治哲学的特质。所以，被孟子阐发的王道，较之《春秋》中的霸道，虽然是一个标准更低且更现实的政策目标，但在理论形态上（或修辞上）却显得更高，更具有理想色彩。寿夭或一气，长短殊数。
39［明］王守仁（著）、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5页。其次，程颢之前，霸道虽然在各个时期、各个思想系统、各个思想家那里会得到不同的理解，但是他们总体上都持肯定态度。孟子所作的调整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虽然言必称尧舜，但是谈及尧舜时，谈话对象几乎都是门人弟子（唯一的例外是滕文公）。
从秦孝公意欲用之但善之而未用来看，霸道的确离现实最近。另一方面，更要认识到，对于一个政治体而言，力量和德性之间必须实现某种适度的结合。程颢要把霸道的动机视作私心，就得把王道的动机解释为公意。此后，朱熹、王阳明等人的政治论说无不奉此为圭臬。
既有二伯的授权，又有方伯的身份，齐桓公的征伐黜陟理所当然属于合法的伯讨。……陛下躬尧、舜之资，处尧、舜之位，必以尧、舜之心自任，然后能为充其道。
这等于悄悄地反驳了孔子。孟子批评当代诸侯们破坏了霸道的这些基本原则。而三王，无论是汤、武，还是文王、武王、周公，无不是天下为家，大人世及以为礼，不还是有私心、私意、私智在其中吗？只有上溯到尧舜，才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楚国以蛮夷自居，蚕食江汉流域的小邦，对诸夏造成巨大的威胁。
在孟子、荀子、董仲舒等人的论述中，王道和霸道是并列的两种政治形态，但是在《白虎通义》中，王霸关系被表述为承接关系。实际上，任何政治活动都不可能完全摆脱人欲而纯粹依乎天理。又且，既然在原来的理想政治类型（王道）之上设置了更高的理想（帝道、皇道），霸道也就失去了次优政治的地位。但其尊王攘夷，肯定算不得爱及四夷。
王道，成为好政治的代名词。政治生活，既包括共同体内部的统治，也包括共同体之间的关系。
但是，如果依此推论《春秋》经传就是通过霸业来呈现霸道，学者们大都不会同意。对霸主首先做出正面评价的是孔子。
圣人的统治固然是最高类型的理想政治（王道），但是它的存在既以统治者成为圣人为前提，又以政治体之间不存在外部对抗与冲突为基础。按照宋明儒者的要求，首先要考虑的是政治人物从事或者发动某一政治活动的动机，是依照天理还是发自人欲。但是，如果从动机论来讲，杂，就是不纯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朱熹和王阳明。这样就使得一切正面的、积极的政治价值都以仁道为根基，同时又用仁道所能开展的程度和覆盖的范围来区分这几种政治的高低优劣，这在理论形态上既统合了孟子和荀子，又克服了孟子和荀子的不足和缺陷，从而提供了一个相对完善的论述。必须把政治德性与伦常德性区分开来。
烦一夫、扰一士以劳天下不为皇也，不扰匹夫匹妇故为皇。一般把王充视作东汉古文学者，其思想是否能代表古文经学的一般看法不得而知，但是作为董仲舒所代表的思想立场的批评者却有不可置疑的代表性。
它不仅是一种坏学问，还是一切坏政治的根源。14又言：孟子黜霸，其意在尊王而促成统一。
这样，就引出了霸主的教化与圣人的教化不同。这样，以力假仁是不是孟子对霸道的真实认识就有待讨论。
在很多方面，他都是与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学家针锋相对。面对新的形势，孟子并没有刻舟求剑，而是适时调整了自己的政治目标和理论策略。此后，便开始以圣人（尧、舜）标准来要求君王，以圣人之治来要求现实政治。使狐偃将上军，让于狐毛而佐之。
晋文公自始入国至僖公二十七年，教民以信，以义，以礼，仅得四年，遂能一战而霸。第四，实现德性与力量之间的适度结合。
作为德性政治，既然三者并无差别，那么，孟子为何还要运用尊王贱霸的政治修辞？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考虑孔孟的不同境遇。齐之伐楚，一是因为楚不向周王室纳贡，二是要对昭王南征死于汉水追责。
《白虎通义·号》曰：霸犹迫也，把也。仅有德性却无力量的政治迟早要演变为乱政。
孟子对王道、霸道的真实看法，与其说在《公孙丑上》的这段文字里，倒不如说在《告子下》里。以这一思维方式展开政治思考，其局限性显而易见。要求政治人成为伦常意义上的圣人、完人，既不可能，亦无必要。若依孔子，应该说以仁假力者霸才对。
可见，信义，是霸道成立的前提和基础。这句话被朱熹解释成，五霸怎么知道仁德本非己有呢？这样，他就终于解决了难题。
相仿相效，日求所以富强之说，倾诈之谋，攻伐之计。程颢用平坦的大道和崎岖的小路来类比王道和霸道，这毋宁是说霸道就是小路、歧路、险路，甚至邪路。
以德行仁则是孟子对王者德性所具之力量的刻意夸大。自此之后，霸道论说便脱离了先秦两汉儒家的论述脉络，而作为政治理想的王道被植入天理，虽居于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却也蜕变为与二帝三王政治实践愈来愈远的空言。